我在1993年出国的时候，心理上曾有过很大变化，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转折点。出国前，我给自己设定了目标：要把佛法传播到世界各地。一出国，才发现自己言语不行，最大的感觉就是，本来我以为自己能说善道的，出国后人就变“哑巴”了，所有的沟通必须要用手语才能实现。

这时，我深切地体会到，人在一生中要经历很多次“从大人变婴儿”的过程，换了一个环境、领域、专业，什么都要从头开始学习。所以后来我经常说，人不要以为自己一下子就长大了，长大了也不代表你什么都会，其实一生中要经历很多次重复当婴儿的过程。

那时候我最大的放下，就是在心里放下了“我是大人”的想法，然后才能放下所谓的身份。因为身份只适合在特定的地方面对一群特定的人;当你失去那个特定的地方，那群特定的人，你的“身份”随着他们的远离，自然也就消失了。但是很多时候，人们最放不下的就是这种已不合时宜的身份。

我记得第一次出国是去尼泊尔，因为要赶路，我们一群人必须要跟尼泊尔贫民去挤巴士，一个只有20多个位置的小巴，里里外外要塞100多人，那是什么概念，里面塞四五十个人，人挤人，有好多人坐到汽车顶上把放行李的地方也占了，还有些人挤不上去就把脚卡在车上的某个地方，用手抓住窗户站到外面，五六个人分两边站着。

从口岸到尼泊尔边界非常远，我当时就想：从来没坐过这么挤的车，为什么要挤在这一群人当中?我到底是在干什么?后来我们又到了印度南方的寺庙，刚到时人家也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自己也在想：我来这里是要干嘛?相信很多人也有过这种想法，在某种环境下，突然问自己到底在干嘛?何苦要这样。这就表明，还没有放下。

没过几天，我们就被安排去一个寺庙帮忙，寺庙里有一个会，有一群客人要来，让我们负责给人家倒茶。我一听，脑袋“嗡”了一下，心想：我干嘛要给人家倒茶?以前都是人家倒茶给我喝，我堂堂一个活佛怎么能去给人家倒茶?当时还没放下自己的身份。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叫上车了，然后就被送到一个小寺庙。

那个寺庙比我们藏区的庙小得多，来的客人类似于当地的村官。我一看就不想干，掉头就走。领我们去的人说：“你们不是寺庙派来帮忙倒茶的吗?怎么自己跑掉了?”我说：“我生下来就不是给人家倒茶的，对不起，我走了!”然后我叫了一辆三轮车，跑掉了。

走到半路我就问自己：“你是谁啊?你既然来到这个地方，为什么不遵从人家给的命令?你到了这个地方，人家又不认识你，毕竟人家还给你提供住的地方，吃的东西，为什么叫你做点小事你不愿意做?”那会儿我就有点后悔，很想返回去倒茶。但因为语言不通，只会跟司机讲我要去的地方，不会讲如何返回，就没能返回去。

第二天，我在佛学院又接到了新任务，说今天轮到你们寝室的人去扫厕所。我们在藏区连一个像样的厕所都没见过，洗厕所对我们来讲就更是笑话了，闻所未闻。我脑子里又“嗡”的一下，心想：叫我洗厕所，是不是又在欺负我?有点受到羞辱的感觉。

后来一想：不对，这边是热带，很多地方要经常保持干净。既然我要在这里待下去，就得学会做这些事情。想通了以后，我就跟我的喇嘛们讲：“今天轮到我们洗厕所了，我们一起去。”然后我们把厕所、洗漱间擦得干干净净。

这些经历和我以前在藏区时落差很大。之前在藏区的寺庙里，活佛的地位很崇高，老百姓对活佛极其虔诚。所以，突然到了一个谁都不认识你的地方，做打杂的事，过那种生活，刚开始心里的“我执”还是存在的，但到最后想通了，也就放下了。我们常说：放下，放下，人们总觉得放下很难，其实放下就是想通了。

面对现实时你想通了，才不会因为现实跟你的理想产生冲突，就不敢面对现实。从那以后我告诉自己：你离开了熟悉的环境，最大的问题是首先要认清自己是谁，然后就是接下来要怎么办。而不是什么要不要传教，是不是个活佛，是不是有个所谓德高望重的身份……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摆在你面前的是生活，生存最重要。

当人们从某个位置上退下来，或去到另外的城市生活，甚至跳槽去了另一个单位，重新组建一个家庭等等，当外境发生变化时，你自己一定要有个积极的态度去适应环境，放下过去，放下“我是大人”这个想法，在当下的立场上，想通、前行，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