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学沙门”吉藏大师

　　内容提要:吉藏大师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高僧,也是中国三论宗的一代宗师。是一位真正的“义学沙门”。为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具大贡献。三论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论宗的思想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为了研究三论宗的历史发展和理论思想,今撰写下这篇关于吉藏大师事迹的短文,以供于诸位佛学爱好者对吉藏大师能更多一些了解。本文注重于吉藏大师的佛学思想和对三论宗的贡献等方面进行阐述,目的在于体现出吉藏大师对三论宗的贡献和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作者:理净中国佛学院讲师。

　　关键词:三论宗吉藏二谛性空中道观

　　吉藏大师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高僧,也是中国佛教三论宗的真正创立者。虽然今天的中国佛教源原于印度,可是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中国佛教,而与原始的印度佛教已经有明显的区别。就三论宗来说吧,它的源流是印度的中观学派。可是,中国的三论宗思想与印度的中观思想相比较有很大的差别。中观学在印度作为大乘佛教的初期思想,仅局限于“空”的思想范围之内,与瑜伽师讲的“有”形成对比。可是传入中国之后,经罗什、僧肇、僧朗、法朗等历代高僧大德的完善,到吉藏大师时基本上已经形成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趋形的中国佛教思想。以“般若”思想为中心,形成一种“空是有空,有是空有;空有有空,相即不二”的中道思想。尽管三论宗的后人都推崇龙树为三论宗初祖,罗什为中国三论宗之初祖。可是,实际上真正完成三论宗思想体系的是隋代的吉藏大师,这是历史已经所公认的。但对于吉藏大师的事迹和佛学思想仍有不少人似是而非。本文将本着事实与客观相结合的原则叙述吉藏大师的一代宗师形象。

　　一、吉藏大师的生平事迹

　　吉藏大师生于梁太清三年(公元549年),祖藉西域安西人(今伊朗),本姓安,为安世高之后代。故有“胡吉藏”之称,祖先为了避难移居交东(今广西一带),后迁于金陵(今南京)。吉藏出生于金陵,幼年时期,父亲代他去见真谛大师(公元499──569年),而取名为吉藏(吉者,善也;藏者,摄持也。吉藏者,摄持美善也)。其父亲是虔诚的佛教徒,后来出家取法名道谅。吉藏七岁时从兴皇寺法朗(公元507──581年)出家,从事法朗听讲三论义理。吉藏从小聪明绝伦,记意超凡,对法朗的讲述过目不忘、闻即能诵。十九岁时处众复述法朗讲义,一字不漏,每当讲经之时,法朗常令吉藏代讲。这样逐渐名声大振,传遍京城。二十一岁受具足戒后,坐夏学律,持戒修禅,冬夏四季,无有懈怠。三十三岁时,声望高传,风采非凡,吐纳义旨,深受陈桂阳王敬佩。隋建立以后吉藏别请住会稽(今浙江绍兴)嘉祥寺讲经十五年,听众常千余人,并着章疏,故后人称嘉祥大师。

　　隋开皇末年,隋炀帝(公元605──618年在位)建四道场,即扬州慧日寺,长安清禅寺、日严寺、香台寺。于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别请吉藏奉召入慧日寺,着述三论着作。隋建都长安后,又别请吉藏入京师进住日严寺,后又居住廷兴寺,吉藏大师大部分着疏是在日严寺完成。于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居住真际寺圆寂,终年75岁,僧腊68年。圆寂前着《死不怖论》云:“夫含齿戴发,无不爱生而畏死者,不体之故也。夫死由生来,宜畏于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见其初生,即知终死。宜应泣生,不应怖死。”落笔而卒。说明人不应怕死,而应怕生,因有生必有死而警策后人。

　　吉藏大师为两代国师,深受陈、隋、唐三朝王室敬重。曾经与受齐、陈、周三代尊称为“三国论师”的僧粲辨论,吉藏大师为论主陈词说:“以有怯之心,登无畏之座,用木讷之口,释解颐之谈。”如此对引飞激,注赡滔然,往复四十余次,僧粲无言以对,吉藏大师大获全胜。人们纷纷倾囊布施供养,吉藏用此大兴佛教。晚年写《法华经》两千部,并造佛像二十五尊,舍房安置,自处卑室。朝夕相继,竭诚礼忏。在唐高祖李渊时(公元618──626年在位),因僧制混乱,在长安设立十大德统领僧众,吉藏为其中之一。吉藏在临终前还为唐高祖上遗表,云:“藏年高病积,德薄人微,曲蒙神散寻得除愈,但风气暴增,命在旦夕,悲恋之至,遗表奉辞。伏愿久住世间,缉宁国家,慈济四生,兴隆三宝。”储后诸王并具遗启累以大法。祝国家昌盛,佛教兴隆。圆寂以后,唐高祖诏令慰赠,东宫以下,诸王公王后,并致书慰问,赠钱币吊念。秦王偏所崇礼,乃通慰曰:“诸行无常,藏法师道济三乘,名高十地,惟怀弘于般若,辩囿包于解脱,方当树德净土,阐教禅林,岂意湛露曦晨业风飘世,长辞柰苑遽掩松门,兼以情切绪言见存遗旨,迹留人往弥用凄伤。”从唐高宗的吊唁可见当时的朝庭王室对吉藏大师可以说是推崇备至了。不愧为名垂千古的一代宗师。

　　二、吉藏大师与三论宗

　　三论宗思想虽然源原于印度中观学派,可是三论宗的形成却在中国隋代时期。尽管有僧朗、僧诠、法朗等三论的先驱者开创了三论先河,但是真正完成三论思想体系却是吉藏大师。如果没有吉藏大师的卓越成就,可以说就没有后来的三论宗,因此吉藏大师是三论宗的集大成者。三论宗由此而驱起,开启了中国佛教的宗派之先河,标指着中国佛教的真正成熟。宏扬三论思想是吉藏大师毕生的事业。

　　1、判二藏教

　　“判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是中国的高僧大德对如来一代时教的判释。在印度只有佛教部派之分而没有宗派之分。其实中国的宗派大致相当于印度的部派,都是佛教发展到高潮的一种标致。同时由此也就导致了佛教后来的衰败。在中国最早出现判教的是成实师,依据《涅槃经》的“五味”[1]而判如来一代时教为五时教。后来天台宗继承了成实师的五时判教而建立了天台宗的五时八教。吉藏大师为了破斥当时盛行于江南的小乘成实师而大弘三论,以二藏教而破斥成实五时教。因此三论宗判释如来一代时教为“二藏”。

　　所谓二藏者,即声闻藏和菩萨藏。吉藏大师主张一切佛教经典就其根本精神而言皆是平等、无有高下浅深之分。但由于众生根机不同而佛陀随机说法,因此才有大小二藏,并无五时八教之说。判二藏教者有经论可证,而判五时八教者乃人师自说,而非佛法之本意。吉藏大师在《法华玄论》卷三中说:“释论云:佛法有二道:一者声闻道,二者菩萨道。大品经云:字有二种:一半字,二满字。为声闻说半字,为菩萨说满字。又法华云:昔于波罗捺为声闻转小*轮,今始于拘尸那城为诸菩萨转大*轮。……又以理推之,众生根有二种:一堪受佛道,二不堪受大道。堪受佛道为说佛道,名为大乘。不堪受者为说小乘。故知但应有二,不应立三也。”[2]由此可以说,吉藏大师将如来一代时教判为二藏是有经论可证,而不同于其它宗派判教只是自宗人师自说,违背如来说教之本意。三论宗为了破斥他宗的错误判教而申展如来正教,方便判圣教为二藏。吉藏大师在《三论玄义》中说:“但应大小二教,不应制于五时”。因此,佛法虽然深广无尽,但不出此大小二藏,此二藏总摄一切经教。这就是吉藏大师的“二藏”说。

　　2、于教二谛说

　　吉藏大师将这真俗二谛分为“于二谛”和“教二谛”,由此“于教”二谛建立了三论宗的二谛学说。所谓“于二谛”者,即是指诸佛在方便说二谛时,所依据的两种方便道理。这空、有两种道理虽然是方便假说,但对于众生而言是“实”,所以称为“谛”。所谓“教二谛”者,即是指诸佛依此二谛所说的教法,既然所依二谛是教,那么所说之法还是教。诸佛所说之法皆是诚谛之言,所以称“谛”。

　　此于教二谛是吉藏大师依据《中论·观四谛品》中的“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深佛法,不知真实义。”[3]这一偈颂而建立的,吉藏大师认为“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说法就是“教”。既然诸佛说法所依的二谛是教,则所说的法还是二谛,此二谛亦是“教”。一般认为真俗二谛中俗谛是“教”,真谛是“理”。而今吉藏大师则认为真俗二谛皆是言教。因为俗谛是对于世间凡夫而言,对于凡夫来说世间山河大地一切万物皆是实有,而众生愚痴不知是假有。但对于圣人而言世间是假有,因缘所合没有实体。此“空”对于圣人来说是实,而“有”对于凡夫亦是实。所以称为“于二谛”。诸佛依此于二谛为众生所说之二谛为“教二谛”。因此,于、教二谛皆是言教,真如之理非言语所能表达,非空非有、离四句绝百非之不二法门是为一实相理。

　　3、破邪显正

　　“破邪”是三论宗的特点,三论宗就是以破教内外一切邪见而立宗。因此,三论宗是“破而不立,言而无当”,破邪即是显正,破邪之外别无正可显。诸佛说法亦是对治众生之病,因为众生有“空”、“有”等虚妄分别,为执有者说空,为着空者说有,如果众生有无之病被除,则诸佛之教亦无可着。所以说,为“破邪”而显正,当邪见已除时“正”亦不留,破邪与显正亦皆是言教。本来无“邪”可破,亦无“正”所显,皆是众生妄心而生。真如实相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因此,吉藏大师在《三论玄义》中说:“夫适化无方,陶诱非一。考圣心以息患为主,统教意以通理为宗。……但论虽有三,义唯二辙:一曰显正,二曰破邪。破邪则下拯沉沦,显正则上弘大法。故振领提纲,理唯斯二。”[4]此即是说明三论宗破邪是为了拯救于沉沦的众生;显正是为了弘扬大乘佛教的正法。正是三论宗的兴起使小乘教在中国大地上彻底灭绝,大乘佛教由此而大兴于华夏,才推动了中国大乘佛教的彭湃发展。

　　三、吉藏大师的般若思想

　　吉藏大师破斥小乘的目的在于弘扬大乘佛教思想,而大乘佛教的产生则受到《般若经》的直接影响。般若系经典的出现正是标志着大乘佛教的兴起。而般若思想的主要义理表现在“缘起性空”和由此引申而来的“中道观”,由中道思想而达到“般若无得”,此无所得即是般若思想的最究竟智慧。

　　1、缘起性空

　　缘起性空是三论宗的根本理论。所谓缘起性空者,即是说宇宙万有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因缘组合而成,既然是由因缘所成则一定是无自性的,无自性就是“性空”。《大品般若·道树品》中说:“诸法和合因缘生,法中无自性,若无自性,是名无法。”[5]《中论·四谛品》也说:“众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6]《十二门论》亦说:“众缘所生法,即是无自性,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7]这些都是说明缘起性空的经论依据。因此,缘起性空是说世出世间一切诸法,都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由众多因缘和合而产生的。也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是由众多的因素和条件组合而成的,如果说脱离了其它的因素和必要条件,那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能产生和存在。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无不由因缘和合生起而有,所以名为“缘起”。凡是众缘和合生起的事物必然是无自性的。自性就是事物自体本性,缘起的事物没有自己的实体本性,所以名为“性空”。

　　缘起性空是吉藏大师建立般若思想的主要根据,因为“般若”是无自性之空,只有缘起的事物才是无自性的,那么无自性者必定是缘起的。故《中论》中说:“若法众缘生,即是寂灭性。”、“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8]说明了缘起与性空是一体不二的,性空即是缘起。吉藏大师以缘起性空之理而说明宇宙万物皆是空无自性,无自性即是般若实相。

　　2、中道观

　　中道观是佛教各宗派共同的主张,也是吉藏大师般若思想的主要内容。所谓中道者,即是双离二边之见,不着有无、、空假二边,离此二边名为中道,以此观万物自性本来寂灭,自性本自清净,名为中道观。此中道观有二谛中道观、八不中道观、中假中道观、无所得中道观等。

　　二谛中道者,是说真俗二谛是相待而立,“真”是以俗为真,是对俗谛而说真谛。因此真谛非真实的真谛,是为了说明俗谛是假有,是因缘所成无有自性,而方便说真谛是实,俗谛是假有无自性。“俗”是以真为俗,是对真谛而说俗谛。因此俗谛也不是真实的俗谛,是为了说明真谛是真实法无生灭之法,而说俗谛是假有不实,因缘和合而有。如此说,真俗二谛是相待而有,本来非真非俗,离此真俗二边之见,即是二谛中道。

　　八不中道者,是对生灭、断常、一异、来去四法,而说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四种中道。因为诸法实相本来是非生非灭、非非生非非灭,离四句绝百非,不着一切法。生灭亦是相待而说,若能悟入诸法实相本来空寂,远离二边之见,不着于任何一法,即是八不中道观。吉藏大师为了使修学佛法的人不着二边之见,依据缘起性空之理而建立中道观。使学教之人不堕二边之见,了达诸佛说法之本意,由此能够断惑证真,悟入诸法实相。

　　3、无所得观

　　无所得观是般若思想的最究竟境界,也是吉藏大师般若思想的主要部分。吉藏大师认为事物的本体是无自性的空寂,非可用语言、行为、思惟所能表达,是一种无所得的境界。因此,“无所得”即是般若思想的体现,此般若无得的思想也是建立在缘起性空的基础之上。

　　在吉藏大师看来“无所得”是一切佛法之精义所在,究极观之,佛说一切法无不是在显示无所得之理,如果离开无所得别无佛法可言。吉藏大师在《中论疏》卷二中说:“佛虽说一切名教,意在无所得一相一味,谓离相、解脱相。”[9]说明一切佛教经典都在申明无所得之旨,所以吉藏大师说:“得与无得,盖是众经之旨归,圣观之渊府。”[10]这就是说“无所得”即是如来出世说法之本意,也是般若思想的中心之所在。吉藏大师认为一切佛教经论之所以倡导“无所得”之义,乃是因为心有所得、法有所执是一切有情的烦恼和痛苦的根源。所以,要消除烦恼和痛苦就必须首先断除“有所得”之心。因此,吉藏大师说:“若有所着,便有所缚,不得解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故有依有得为生死之本,无依无着为经论之大宗。”[11]

　　四、吉藏大师的着述及其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吉藏大师是中国佛教史上着述最多的僧人,据有关史料记载其着作有五十多种,一百八十多卷。其中有的已经佚失,现存尚有二十六部。主要有:《大乘玄论》五卷、《三论玄义》两卷、《二谛章》三卷、《中论疏》二十卷、《百论疏》九卷、《十二门论疏》六卷、《法华游意》一卷、《法华义疏》十二卷、《法华论疏》三卷、《法华玄论》十卷、《法华统略》六卷、《维摩经义疏》六卷、《维摩经游意》一卷、《净名玄论》八卷、《维摩经略疏》五卷、《大品游意》一卷、《大品义疏》十卷、《胜鬘宝窟》六卷、《金刚经义疏》四卷、《金光明经疏》一卷、《仁王般若义疏》六卷、《无量寿经义疏》一卷、《观无量寿经义疏》一卷、《华严游意》一卷、《弥勒经游意》一卷、《涅槃经游意》一卷等。在这些着作中除了小乘经论之外,吉藏大师对当流通的主要经论都作了系统的研究和注疏。

　　正因为吉藏大师是中国僧人中着述最多的一个,所以对中国大乘佛教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使大乘佛教在中国走向了成熟和兴盛,将大乘佛教推向了高潮。因为吉藏大师继承了先辈的遗教破斥小乘显扬大乘,使大乘佛教才有了广阔发展的前景。概括起来说吉藏大师对中国佛教的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者、创立宗派。吉藏大师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佛教宗派三论宗,正因为三论宗的创立推动了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佛教进入了新的阶段,同时也由于三论宗的形成而促使了其它宗的形成,使中国佛教从此达到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正是由于吉藏大师的才学渊博和德高望重,被尊为隋唐两代国师,执掌当时全国的佛教教务事业,创立了隋唐中国佛教的辉煌时期,至今成为后代弘法的楷模。

　　二者、着述经论。吉藏大师学识渊博,又勤于着述,是中国佛教史上着述最多的僧人。吉藏大师对当时流通的大多数大乘经论都作了新的着述,使大乘佛经得以广泛流通于社会各阶层。由于吉藏大师博览群书、通古博今,着述时又能够广征博引,他的着作是中国佛教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吉藏大师的着作中保存了重多的佛教宝贵资料,成为后来人们研究佛教的重要依据。

　　三者、弘教传法。吉藏大师一生从事于讲经和着述,讲《法华经》三百多遍、《般若经》一百多遍、其它经论各数十遍。一生广设讲席、盛弘三论。吉藏大师是当时闻名的“义学沙门”。他的佛学思想彻底扫荡了当时小乘佛教学说,使一大批讲小乘经论的法师和学者从事于吉藏大师学习三论,弘扬大乘佛教思想。从此小乘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退出发展市场,大乘佛得以真正的在中国发展。因此,吉藏大师对中国佛教的后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结论

　　综合上述内容而言,吉藏大师是三论宗的集大成者,也是印度大乘中观学派一中国的继承和发扬者,同时也是三论宗的终结者。因为三论宗自吉藏大师以后在中国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最终被后起的其它宗派所替代。由此可以看到吉藏大师的思想不仅是三论宗思想的代表者,同时也是中国佛大乘思想的主导思想。吉藏大师一生致力于“破邪”,扫荡了当时佛教界最为盛行的佛教学派,成实、地论、摄论、涅槃、俱舍等各家学说,以三论宗的“般若正观”[12]思想弘扬了大乘佛教精神。对中国佛教的后来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对禅宗、华严宗、唯识宗等宗派在形成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吉藏大师作为中国佛史是最着名的“义学沙门”之一,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可以说作出了具大贡献,也由此奠定了吉藏大师在中国佛教史中的重要地位。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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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北本《涅槃经》卷十四〈圣行品〉云(大正12·449a)︰“譬如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若有服者,众病皆除,所有诸药悉入其中。善男子!佛亦如是。从佛出十二部经,从十二部经出修多罗,从修多罗出方等经,从方等经出般若波罗蜜,从般若波罗蜜出大涅槃,犹如醍醐。”

　　[2] 《法华丽玄论》卷3,《大正藏》卷34,382c。

　　[3] 《中论》卷4,《大正藏》卷30,32c。

　　[4] 《三论玄义》上卷,吉藏大师着,《大正藏》卷45,1a。

　　[5]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22,《大正藏》卷8,378a。

　　[6] 《中论》卷4,《大正藏》卷30,33a。

　　[7] 《十二门论》卷1,《大正藏》卷30,195c。

　　[8]

　　[9] 《中论疏》卷二,《大正藏》卷42,22a。

　　[10] 《法华游意》吉藏大师着,《大正藏》卷34,637a。

　　[11]《三论玄义》卷上,《大正藏》45,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