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藏方的强硬，国民政府则是谆谆善诱，专门发电解释：“班禅大师回藏时随带人员、枪械问题，当在维持大师尊严与确保拉萨安定两大原则下妥慎办理，幸勿疑虑。”

（资料图：九世班禅额尔德尼 曲吉尼玛（1883 1937）画像。）

十三世达赖圆寂，虽对国民政府解决西藏问题产生了变数，却也促成了一个成果，那便是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的设立。

清朝灭亡，驻藏大臣离藏之后，中央政府一直未能再在西藏设立任何机构，派驻任何官员，虽说在法律上西藏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无任何实际上的体现。而1934年，在得到摄政五世热振活佛的同意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率12名相关人员入藏凭吊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之后，在拉萨建立了一座无线电台，留下了留藏人员，日后演化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地址设在拉萨市中心巴廓街西南的三层小楼内。

有了驻藏机构，下一步便是探讨西藏如何结束实际独立状态。黄慕松向藏方提出了双方关系的基本原则：第一，共同尊崇佛教，予以维护及发扬；第二，保持西藏原有政治制度，可许西藏自治，于西藏自治权限范围内之行政，中央可勿干预; 其在对外，则必须共同一致，凡关于全国一致性质之国家行政，应归中央政府掌理。而“全国一致性质之国家行政”，是指“外交应归中央主持”，“国防应归中央筹划”，“交通应归中央设施”，“西藏重要官吏，经西藏自治政府选定后，应呈请经中央分别加以任命”。

应该说，以民族自治的理念来说，这样的提议可算得宽厚。但西藏方面却有着更多的诉求，针对黄慕松的的原则，他们虽然也同意“拥护内地政府”，但“汉政府不得干涉西藏内政，并不得改变西藏政教制度”。对于外交，“西藏政府对于边地邻国，为敦睦谊，仍得自由交涉，遇有重大事件，可商请汉政府协同办理”。对于国防，则“汉政府不得在西藏驻兵”，“国防军由西藏自己办理训练，遇有需要军械时，则请汉政府协助”，“遇有外患，由西藏自由抵御，苟需要协助时，由西藏请汉政府协助”，至于官员的任命，“噶伦以上之授职，可通知汉政府，但汉政府无干涉任命文武之权”，而中央政府派驻西藏的人员，“不得超过25人，并不得干涉西藏政务”。

这样的条件，仍是坚持西藏的实际独立地位，中央政府对其的管理比清朝时还大有不如。国民政府自然不会同意，但对于这些条件，国民政府并没有展开进一步的谈判，而是顾左右而言他，下了大工夫，力求促成一件事：护送九世班禅回藏。

按说，先促成西藏内附，然后再护送班禅入藏才会顺利，国民政府为何本末倒置？这其实是一种政治策略：既然双方诉求差距巨大，那么，空泛的谈判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而将与中央关系密切的班禅送回西藏，并派一定的军队予以护送，一旦成功便会形成对中央有利的态势：其一，班禅一旦回到西藏，其至高的政教地位必然会对反对内附者造成极大压力，中央也就有了在西藏的代理人；其二，护送班禅入藏的部队，虽然人数不多，但以保护班禅为名，便可留驻西藏，作成中央的部队驻扎西藏的事实。

蒙藏委员会于1935年年4月正式向行政院提交了《班禅大师回藏办法草案》，提出由“中央简派大员，挑选卫队”护送班禅回藏，卫队人数，预定为500人，同时青海、西康一代的政府军也可参与警戒和策应。当然，护送行动，仍是要“以和平、郑重”为原则，避免冲突。

这个草案交给西藏方面以“征求意见”。对国民政府的策略，藏方洞悉得一清二楚，立即于5月回馈：“班禅由北路回藏，无论取道何地，请勿随带汉蒙人，其所携随身保护之枪械愈少愈善，并望以后勿再运带枪械入藏。”之后，更是以康藏地区问题尚未解决为名，指出如果在康藏问题未解决之前，班禅挟武力回藏，“藏民必生误会，引起将来危机”。

面对藏方的强硬，国民政府则是谆谆善诱，专门发电解释：“班禅大师回藏时随带人员、枪械问题，当在维持大师尊严与确保拉萨安定两大原则下妥慎办理，幸勿疑虑。”可是，这样的解释并没能获得藏方的信任，对于班禅率卫队回藏问题，藏方一直采取抗拒态度，拖延到1936年，更是直接表示：“若再巧藉护送为名，派遣官兵，恐西方佛地不得太平，其咎谁归？”

藏方的“油盐不进”，让国民政府甚为尴尬，也使得要求强硬的呼声渐高。蒙藏委员会便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坚持武装护送班禅，则藏方：“对我益存轻视，西藏事件益难办理”。班禅所派驻西藏的代表安钦致电国府：“倘于最近期间送班禅回藏，以中央之官吏护卫之，军队随之而往，民间既无滋扰，则无有不欢欣踊跃而礼拜者。再从而恢复中藏一家，除去民间苦厄，安处之目的可达。倘仍沿柔和之态而进行，中藏问题绝对无有成功之可能。”国民政府留藏负责人蒋致余也指出:“中藏问题无和平解决之望，班禅又何能和平回藏？”九世班禅也对国民政府“柔和”的政策也表示了不满，说自己“轻骑回藏，亦无不可”，但这样会对中央解决藏事带来被动，“惟闻中藏悬案尚无具体答复，民族事情未见融洽，若就私略公，有负班禅来华倾诚祖国、团结五族之初志。是以有望于执政诸公恩威并济，早定方针，以期解决，而免久悬。”

于是，虽然藏方多方反对，甚至有武力抗拒之意，国民政府仍于1936年9月派赵守任为护送使，率官佐27人，士兵359人组成的“仪仗队”护送九世班禅到达青海玉树，准备入藏。

护送的部队人数虽然不多，但其身后却是百万大军，藏方有些强硬不起来了。而此时，一直视西藏为自家势力范围的英国出手了。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亲自到国民政府外交部进行交涉，明言“藏政府对班禅带兵回藏表示异议。兹根据《西姆拉条约》第二条及藏方异议，希望贵国政府慎重考虑”。

英国的介入，使得班禅回藏“已由内政问题进至内外关联阶段”，而在日本大举入侵已经箭在弦上之际，国民政府是不能不考虑英国的态度的，“此时国难紧急，在国际情形上，总以不引起任何强大友邦之反感为宜”。

强行入藏会造成英国干涉使得中英关系紧张，而要宣布不入藏，则不但伤班禅之心，也会对国民政府的威望造成致命打击。

左右为难之下，国民政府只能向班禅表示，入藏要“特别慎重”。这一“慎重”，便使得九世班禅滞留青海一年有余。

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国民政府再也没有余力考虑西藏问题了。行政院于是年10月作出决议：“抗战期间，班禅应暂缓入藏”。

离乡飘零十四年，已经是年近花甲的九世班禅，原本对回乡抱有极大希望，而就在离故乡仅一步之遥时，却被告知“暂缓”，他的愤懑与无奈可想而知。在得到消息不到两个月，54岁的九世班禅因肝病恶化圆寂于青海玉树大寺甲拉颇章，临终留下遗言：“望吾藏官民僧俗，本中央五族建国精神，努力中藏和好，扎萨喇嘛与各堪布，尤宜善继余志，以促实现”。

国民政府闻报后，特追赠“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的封号，拨治丧费一万元，并派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前往灵前致祭。

至此，“四大活佛”已有三位离世而去，哲布尊丹巴系统已经断绝，达赖、班禅虽先后找到转世灵童，但在他们成年前，也都无法在政教方面发挥任何作用了。

七世章嘉硕果仅存，相对于其他三位似乎要幸运很多，但将要面临的时局则更为动荡波谲，他也只能在时代的漩涡中尽力挣扎而已。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大举进犯河北、山西，七世章嘉的驻锡地五台山也暴露在枪炮之下。日人对之多方威逼利诱，希图将之控制在手中。而已经成为国民政府委员的七世章嘉不为所动，毅然离开山西，跟随国民政府辗转于南京、重庆、成都等地，宣传抗战，其作为被赞誉为“八年抗战期间，大师站在佛教立场，翊赞抗建大计，号召蒙藏同胞，贡献良多”。

抗战胜利后，为表彰七世章嘉的功绩，国民政府加封七世章嘉为“护国净觉辅教大师”尊号，并继太虚法师之后成为全国佛教会理事长，“本是密宗黄教宗主，当选中佛会理事长，无异又为显教领袖”。不但宗教地位登峰造极，政治地位也与日俱增：1947年行宪国民大会时当选为国大代表，1948年又被聘为总统府资政。

然而，抗战的结束并非动乱的结束，而是另一场大变革的开始，国共之战随之全面展开，已经元气耗尽的国民政府节节败退，不过三年时间，江山易主已成定局。

一向无论中央是谁都尊奉之的七世章嘉这一回却改变了“一定之规”，对国民政府不离不弃，于1949年从成都乘机飞往台湾。在他身后，内蒙古的法座汇宗寺已于1945年被苏联红军烧毁，青海的法座佑宁寺于1966年被文革之火吞没。

在台湾的七世章嘉虽被称为“年来号召边远俊彦，声张大义，屏斥异端，对国内外揭发共匪阴谋罪行，不遗余力”，但实际上已基本不再涉足政治，而是潜心于宗教事务，为重建中国佛教会奔走操劳。1952年，中国佛学会在台北重建，七世章嘉再次当选为理事长。同年，他借前往日本参加第二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之机，与日本政府交涉将玄奘大师顶骨舍利归还中国事宜，并成功促成此国宝回归台湾。

1957年3月4日，七世章嘉在台北市圆寂，享年67岁。临终前留下遗嘱，提出自己的遗体火化后，遗骨交由副官陈静轩，外甥贺永庆二人供养，章嘉世系的转世灵童，则由陈静轩负责寻找，希望政府对陈、贺二人的生活予以照顾。最后，也如所有国民党元老一般，“虔诚祝祷政府早日光复大陆，解救同胞”。

然而，国民政府偏安于台湾一岛，转世灵童的寻找根本无法进行，虽有传言灵童将在台湾诞生，甚至可能会在美国出现，但最后都仅是传言而已。章嘉系统无奈的与哲布尊丹巴系统一样，宣布断绝。

在七世章嘉圆寂前五年，1952年4月，继承了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衣钵的十四世达赖与十世班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推动下，在拉萨会面，终于实现了两大活佛的握手言和。但也在七世章嘉圆寂后不过两年，随着1959年“拉萨战役”的爆发，十四世达赖出走印度，而十世班禅留在中国，再次分道扬镳。

清朝灭亡后，“四大活佛”改变了固有的人生，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而在民国的某些阶段，他们都曾努力再回到那各安其位，“敷教安众”的时代，几乎殊途同归。但历史的洪流奔涌向前，荡涤了一切，所有让他们重新回到过去的可能都消弭殆尽。

最终，只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