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尊在鹿野苑初转法轮后，住世说法时，建立了几处供平时说法与僧伽修行和“雨安居”的根据地。有建在城市中的，如在舍卫国的祗树给孤独园，在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就是最早的寺院；有建在山上的，如王舍城东北的灵鹫山说法台与石室，就是最早的石窟寺。释尊说法不立文字，全凭口传，又禁止为自己造像，所以，这些精舍与石窟，很像是讲演厅加集体宿舍，其中既无经卷，又无佛像。

释尊涅槃火化，火化后的遗骨称为生身舍利（舍利是sarira的音译，本意为尸体或身骨，特指高僧火化后余骨。法身舍利则指经卷），分成八份，由与释尊因缘深的八个国家各取一份。另有迟到的两国代表，一个拣拾碎骨小块，一个扫骨灰。共合十份，各起一塔供养，总计十塔。塔是Stūpa的音译简称，全译“窣堵波”，意为“高显处”或“高坟”，原是当地的一种纪念性坟墓的通称。造型简单一致：覆钵形，上立长柱形标志“刹”。从此，塔与佛教开始密切联系起来。

相传释尊逝世那一年，大弟子迦叶召集五百比丘，在王舍城七叶窟首次共同忆诵确定并记录佛说内容，这就是第一次结集。当时由阿难诵出释尊所说的理论部分，称为“经藏”。由优婆离诵出释尊所说的清规戒律部分，这部分称为“律藏”。佛经从此产生。

释尊逝世后一两百年间，佛弟子遵守不造像的规矩，但已逐渐将释尊由“觉者”意义上的佛逐渐神化升华为神圣意义的佛。他们开始礼拜释尊的象征物。其中包括：

分藏佛舍利的塔和塔中的舍利；

佛成道时居于其下的菩提树；

佛在菩提树下所坐的吉祥草草垫子——后来美化为“金刚座”；

佛的遗物如钵、佛衣等；

佛留下的足迹——后来越放越大，成为“大人迹”式的大足迹；

表示佛说法的象征物“法轮”——到了1950年，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成立时，决定以法轮为佛教教徽。

在这些礼拜对象中，塔是释尊的归宿所在，成为那一时期佛弟子的主要膜拜物。

后来，随着希腊文化艺术及其神话传说，特别是其造像艺术传入南亚次大陆，佛教徒才造起佛像来。从此，由礼拜塔转到礼拜佛像，由礼拜象征物转到礼拜具体的佛（人像）。塔本身就是一种建筑物，佛像却需找地方安置。于是，纪念堂、礼拜堂类型的佛寺佛殿勃兴。

南亚次大陆佛教徒早期活动场所多为石窟居室式，中置象征物，主要是小型的象征性的塔，四周小龛式居室住人。在我国，刚发展成具有各时代各民族特色的石窟艺术。这是中华民族利用并改造外来文化的例证。而中国佛寺建造则走另一条路。

相传东汉时帝时，摄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由西域驮经到洛阳，起初住在鸿胪寺，后来明帝敕令于洛阳城西雍门（西阳门）外为他们创建“精舍”，称为白马寺。寺，原为汉代中央部门一种办事衙门的通称，如鸿胪寺、光禄寺等。估计白马寺即为此类机构，有如特设的外宾招待所。可是，这样一来，后世便相沿以“寺”为佛教寺院建筑的通称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建筑思想，似乎是想在整齐划一中规定出等级，所以，无论宫殿、官署、民宅，平面布局都是院落式，变化不大，而在大小、开间等方面显示森严的等级。从一开始，大概就没有想过给佛寺另搞与众不同的专用性设计，如西方基督教的大教堂那样的专门性建筑，那是很难移作他用，特别是绝不能变为民宅的。中国人建寺，走的则是把院落式住宅改造为寺院之路。但在早期，似乎也考虑到突出一些佛教特点。如《魏书·释考志》载：“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信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这是最早的建寺塔记录。又据《三国志·吴书》卷四的“刘繇传”载，东汉末年，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这是讲造像。“垂铜祇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得读佛经。”这是讲的造塔和塔四周的建筑及其用途。这些都说明，最早的汉化佛寺以塔为中心，四周以堂、阁、廊等围绕，成为方形庭院，内供佛像或舍利，为拜佛诵经之所。

南北朝时，一些新建的大寺院，如北魏洛阳永宁寺，仍采取塔为中心，四周由堂、阁围成方形庭院的布局。这一时期盛行“舍宅为寺”的功德活动。许多王侯贵族第宅改建为佛寺。改建时一般不大改动原布局，而以原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原有的廊庑环绕，有的还保留了原来的花园。此种风格布局更属通用式的，成为以后汉化佛寺建筑的主流。南北朝时期的寺院现无存者。作为实物存留的则有石窟寺，以云冈石窟和敦煌早期石窟为代表。中国最早凿建的石窟寺在新疆地区，始于东汉，受南亚次大陆风格影响。十六国和南北朝时，经由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传到中原，并向南方发展。中原地区早期石窟的建筑，沿袭南亚次大陆于窟内立塔柱为中心的作法，并明显受到汉化建筑庭院布局影响。如，四世纪末建成的云冈第六窟，窟室方形，中心立塔柱，四壁环以有浮雕的廊院，北面正中雕殿形壁龛，即是一例。

塔的生命，一般比寺院要长。我国现存大型佛塔两千余座。最早的是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此塔造型特殊，砖建密檐式。平面正十二角形，佛塔中仅见。艺术处理十分成功，但却不是南北朝时期的代表塔型。按，南亚次大陆的塔（窣堵波），是由台基、覆钵、宝相轮等几部分组成的实心建筑。它随佛教入中原时，汉族本土的木结构建筑体系已经形成，积累了丰富的工程技术和艺术意匠经验，为统治阶级建造过迎候仙人和备远望的重楼。早期的佛教又被视为一种神仙方术。所以，造塔的匠人在设计时就以本民族习见的重楼为蓝本，建成楼阁式木结构塔。由于木塔易遭火焚，不易保存，又发展出仿木结构砖塔，并在楼阁式基础上发展出密檐式，还有小型单层的亭阁式。此后陆续又有许多新的塔型传入，如“宝箧印经”、“覆钵”、“金刚宝座”等，它们同中国固有的建筑技术和形式相结合，衍化出多种类型，如中期的花塔等。塔的各个部分也逐渐规格化，一般由地宫、塔基、塔身、塔顶和塔刹组成。特别在塔刹部分，变化地吸收了原南亚次大陆窣堵波的形制，后来更有多样化的发展。中国早期的高塔多为空心，可以登临。这一点与南亚次大陆原型大不相同，是中国人的创造。

塔的位置，除前述的在中轴线上塔为中心，塔、殿并重，塔在殿前的布局外，东晋时出现了殿前双塔并列作为陪衬的作法，显示出塔在寺院中重要性的降低。

舍宅为寺时附属的一些花园等小型园林，成为早期现成的佛寺园林。《洛阳伽蓝记》中有形象的描述。随着僧人坐禅习静的需要，新建佛寺每选址于山林名腾之区。据《高僧传》记载，东晋太元年间，慧远在庐山营建东林寺时，就有意识地在大自然景观中设置人工的禅林小景观。这是创建佛寺园林的早期记载。寺庙园林不同于禁苑与贵族府第园林的主要特点是：它不属于私人专用，而是面向广大信士、游人，带有公共游览性质。当然更应着意于静谧出世的净土禅林风气：“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隋唐五代时期，佛寺建筑有新的发展。但经过唐武宗和周世宗两次“灭法”和后代的毁损，除个别殿堂如五台南禅寺大殿、佛光寺大殿等外，没有成组群的完整寺院存留。从唐代道宣所撰《关中创立戒坛图经》、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所绘带有理想化性质的佛寺图像，以及相关文献的描述，可知这一时期的佛寺建筑是在通用型即中国宫室型的基础上定型化并有所发展的。特点是：一、主体建筑居中，有明显的纵中轴线。由三门（象征三解脱门，亦称山门）开始，纵列几重殿阁。中间以回廊联成几进院落。二、在主体建筑两侧，仿宫廷第宅廊院式布局，排列若干小院落，各有特殊用途，如净土院、经院、库院等。如，著名的长安章敬寺有四十八院、五台山大华严寺有十五院。各院间亦由回廊联结。主体与附属建筑的回廊常绘壁画，成为画廊。三、塔的位置由全寺中心逐渐变为独立。大殿前则常用点缀式的左右并立不太大的常为实心的双塔，或于殿前、殿后、中轴线外置塔院。僧人墓塔常于寺外别立塔林。这些都与当时佛教界渐趋教理经义的研究而不重视拜塔与绕塔经行有关。唐代大型塔现存数十座，均为砖建。大部分为楼阁式，可登临。典型平面均为方形。四、帝王贵族沿袭了南北朝造大像的风气。密宗传入后，又多供菩萨大像，故多层楼阁式中置通贯全楼大像的建筑大兴，间接促使塔向寺外发展。五、石窟寺窟檐大量出现，且由石质仿木转向真正的木结构。供大佛的穹窿顶，以及覆斗式顶，背屏式安置等大量出现，这些都表现了中国石窟更加民族化的过程。六、唐代寺院俗讲、说因缘带有民俗文化娱乐性质，佛寺中并出现戏场，更加具有公共文化性质。七、寺院经济大发展，生活区扩展，不但有供僧徒生活的僧舍、斋堂、库、厨等，有的大型佛寺还有磨坊、菜园。许多佛寺出租房屋供俗人居住，带有客馆性质。

现存宋、辽、金、元时期建筑的佛寺，包括大体保留原总体或某一院落布局的，或单存一殿一堂的，还有不少。如河北正定隆兴寺、山西大同善化寺、天津蓟县独乐寺等。结合传世图画如元代王蒙《太白山图》中所绘的天童寺以及有关史料，可知这一时期基本沿用唐五代的寺院四合院院落布局。只是由于契丹族有“朝日”的习俗，北方的辽、金寺院均面向东。大都市内大寺院的廊庑和某些院落成为“庙会”临时设摊的地点，集市使寺院更加社会化。寺院前出现永久性的戏台。唐代禁寺院击鼓，寺院无鼓楼，故仅钟楼与藏经阁对设，且常立于后殿前。宋代以下则钟、鼓二楼对设。藏经阁另设于后进院落中。转轮藏开始流行，多为之单设二至三层高阁。宋代禅宗大盛，寺院明确划分为禅寺、讲寺。南宋著名大寺“五山十刹”，均为禅宗寺院。禅宗寺院布局有“伽蓝七堂”说，意指具备七种主要殿堂的寺院。七堂，与人头部七窍或人体头、心、阴、四肢相对应，表完整一体之义。后来讲寺亦采此说。其名称与配置，因时代、宗派之异而有不同。如禅宗的一种说法是：佛殿、法堂、僧堂、库房、山门、东司、西浴。讲寺的一种说法是：塔、佛殿、讲堂、钟楼、藏经楼、僧房、斋堂。

从元代起，北方内地出现了佛寺的新类型喇嘛寺。佛教在七世纪中叶传入吐蕃，与本地区原来的苯教相融合，显密双修，成为中国佛教中另一大派系，称为藏传佛教。教中高僧称“喇嘛”（意为“超人”），故又称为喇嘛教。其寺院称喇嘛寺。元世祖忽必烈拜萨迦寺法王八思巴为国师，命其主管宗教事务，喇嘛教大盛于中原，并传播到内蒙和外蒙。按成熟期的喇嘛教教观，大型寺院实行“四学”制，设四“扎仓”（经学院），分别修习显宗、密宗、历算和医药。各扎仓都是大型经堂建筑，其中修习显宗的扎仓为入寺喇嘛共用，规模特大，称为“都纲”（大经堂）。扎仓以外，寺内设有专为供奉各种佛像的“拉康”（佛殿），各级活佛的“囊谦”（公署）、辩经坛、印经院、“嘛呢噶拉”殿或廊、塔（藏经塔或纪念塔）以及大量的喇嘛宅。藏族地区的喇嘛教寺院一般依山就势建造，各个扎仓和囊谦相对集中，没有明显的整体规划。元代以下中原及内外蒙古地区的喇嘛寺逐渐受汉文化传统建筑构思影响，形成较规整的纵中轴线布局。

宋、辽、金留存的塔相当多。方形平面布局已极少见，八角形的占主导地位。现存我国古代仅存的楼阁式木塔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是世界性的国宝。可是，宋、辽、金、元时是砖塔发展的高峰时期，除北方流行密檐式外，南方更流行砖身木檐的混合结构方式，多为楼阁式，便于登临。

元代起，从尼泊尔等地传入西藏的覆钵式瓶形喇嘛塔又流行于中原。现存单体塔的重要作品为北京妙应寺白塔。

琉璃塔出现，代表性的是河南开封相国寺塔。铸造工艺应用于大型塔，代表性的是湖北当阳玉泉寺铁塔。

中唐以后随密宗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石制经幢大量涌现。代表性的如河北赵县陀罗尼经幢，雕刻精美，尺度高大，是这一时期最大的经幢。

南传小乘佛教很早就传入并一直流行在我国云南地区。各时代的寺院及佛塔等建筑均受当代或前一代中原地区建筑影响而略有变化。如，昆明的几处大寺，平面布局与同时代的中原地区类同。建于盛唐开元年间的大理崇圣寺千寻塔，采取唐代习见平面正方形，塔身则为密檐式。形制与西安荐福寺塔极为相似。可是，边境地区村寨的“缅寺”，从内到外，自有其与缅甸、泰国佛教建筑近似的特点。具见于徐伯安先生《我国南传佛教建筑概说》一文中。要补充的是，它们吸收的汉化建筑技巧与艺术也不少。像边境乡镇地区的塔，虽受缅甸、泰国建筑形式影响，如景洪曼飞龙塔，是九个圆形平面的塔组成的群塔，八座小塔围绕中心塔，但其主塔身由三层逐渐缩小减低的须弥座叠成，有仰莲基座，既吸收了若干汉族建筑作法，更有浓厚的南方傣族建筑风格。

汉化、藏化、南传佛教的现存佛寺，多数为明清两代重建或新建，尚存数千座，遍及全国。其中一部分已改作其它用途，或归文物部门保管。汉化寺院显示出两种风格：一、位于都市内的，特别是敕建的大寺院，多为典型的官式建筑，布局规范单一，总体规整对称。大体是：山门殿、天王殿，二者中间的院落安排钟、鼓二楼；天王殿后为大雄宝殿，东配殿常为伽蓝殿，西配殿常为祖师殿。有此二重院落及山门、天王殿、大殿三殿者，方可称寺。此外，法堂、藏经殿及生活区之方丈、斋堂、云水堂等在后部配置，或设在两侧小院中。如北京广济寺、山西太原崇善寺等即是。二、山村佛刹多因地制宜，布局在求规整中有变化。分布于四大名山和天台、庐山等山区的佛寺大多属于此类。五代以下，五百罗汉崇拜勃兴。大寺中多供罗汉。明清大寺多在寺侧一院另辟罗汉堂，平面多呈“田”字形，现在全国尚存十多处，尚有新建重者。

为了便于七众受戒，经过特许的某些大寺院常设有永久性的戒坛殿。现存戒坛殿均为近现代重建。此殿常为方形，设有三层带石栏的戒坛。寺院中特设一院以处之，入门处单设一小型山门殿，中供律藏诵出者优婆离尊者，特称优婆离殿。如北京戒台寺、江苏句容降昌寺内的戒坛殿即是。

明、清佛塔多种多样，形式众多。由于塔的体型高耸，形象突出，在建筑群的总体轮廓上起很大作用，丰富了城市的立体构图，装点了风景名胜。佛塔的意义实际上早已超出了宗教的规定，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审美对象。因而，不但道教、伊斯兰教等也建造了一些带有自己风格意蕴的塔，民间也造了一些风水塔（文风塔）、灯塔。在造型、风格、意匠、技艺等方面，它们都受到了佛塔的影响。

明、清时代，在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和华北一带，新建和重建了很多喇嘛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汉族建筑风格的影响，有的已相当汉化，但总是保留着某些基本特点，使人一望而知。例如，藏传佛教特别注重修法仪轨。修行、受戒、驱妖时要在地面布置曼荼罗（坛城），它是个十字轴线对称、方圆相间、呈“井”字形分隔的空间。在各空间中布置佛、菩萨、天王等单位。它代表着密宗系统佛经中描述的世界构成形式。汉化佛寺中仅用于壁画、天花平顶等处。喇嘛教则应用到建筑构图之中，有的成为构成寺院总体布局的模式，如西藏桑鸢寺，承德普宁寺（后部）；有的成为佛殿的造型式样，如北京雍和宫法轮殿、承德普宁寺大乘之阁等。

金刚宝座式塔是一种群体塔，俗称“五塔”。它源于南亚次大陆，以佛陀迦耶大塔为典型代表。敦煌莫高窟北朝壁画中曾有出现。但未被推广。藏传佛教大量采用此种五塔形式，作为宇宙模式的一种表征。除藏、蒙地区外，明清时代华北也修建了一些这类塔。以北京和承德地区为多。承德外八庙有多处。北京地区著名的有明代真觉寺塔，清代碧云寺塔和西黄寺清净化城塔等。

南北朝时期，汉化佛教开始传入朝鲜、日本。此后，各个时期不同宗派相继涌入这两个国家。佛寺建筑的技术与艺术也随之不断输入。以日本为例，日本现存的早期佛寺建筑有奈良时代的法隆寺、唐招提寺，平安时代的平等院凤凰堂等，称为“和样”，实为唐代风格。镰仓时代仿宋代佛寺建成的禅寺圆觉寺舍利殿等，称为“唐样”。另有一些受中国东南沿海佛寺建筑影响的，如净土寺净土堂，称为“大佛样”或“天竺样”。室町时代，向中国禅宗学习成风，在京都和镰仓，都仿中国南宋禅宗的五山十刹之制，建立五山寺院。日本人注意保存古代文物，对所学宗派也相承不绝而极少如中国的融合、发展与改动。现存的这些带有各时代不同特征的较完整的寺院建筑，正是我们研究中国佛教建筑技术与艺术的最好参照系，堪称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