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法师(1890—1947年)是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倡导者,近代佛教领袖,曾任世界佛学苑苑长、中国佛教学会会长、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他针对清末以来佛教界的种种弊病提出“佛教革命”的口号,主张在教理、教制、教产三个方面实行革新,规划创建新型的僧团组织和制度,他主张推行贴近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人生佛教”,并致力发展佛教教育。
心系民族 振臂高呼
作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太虚法师在“九 一八”事变后,针对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局面,义不容辞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严正谴责,同时以亚洲文明和世界和平的安危为计,希望佛教徒承担起维护正义的责任,协同一致,消除战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损害。
他引史为鉴,指出现代欧洲国家正因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极端化,从而使欧洲文明陷于全面崩溃的末路。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堵塞了亚洲民族文化复兴的活路,使其失去化导西方国家共趋世界和平、大同的机会,而且可能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说:“中国固首受其害,而日本数十年来所造成之政治的经济的优势,殆将一举而归于毁灭,亦宁日本之利!”他劝导日本佛教徒在此危急之际,应秉承佛训,发扬大乘菩萨遏止暴力的无畏精神,速起自救,革日本军阀政客之命;如力量不足,则当与全亚洲佛教徒联合起来,共同“制止其非法行动”。
作为中国人,一个坚持正义和民族尊严的人,太虚法师的抗日救国立场是坚定的。作为关心人类福祉的宗教家,他又有一重更高的视野,不愿看到中日两国操戈,使方兴未艾的东方文明毁于战争的硫酸池。基于前者,他关注时事,随日本军事侵略的升级而表现响应的强硬姿态,如进行各种护国讲演,发表抗战、备战言论,号召创组“佛教青年护国团”。基于后者,他不顾亲日通敌的嫌疑,仍与日本佛教界保持联系,致力国际亲善,谋挽千钧一发。这使他在卢沟桥事变前,既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仇视,又每每被不理解其苦心的国人疑谤。
1937年冯玉祥将军为太虚法师题词
“七 七事变”后,太虚法师电告全日本佛教徒:“日本的三千万佛教徒究竟何在?有如此庞大数目的佛教徒,如何竟不能制止日军的暴行?假使是真佛教徒,应当真切的知耻,体念佛教宗旨,实现佛法精神,此是佛教徒应知之耻,和佛教徒应如此雪耻。”同时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名义,电告全国佛教徒: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
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止暴,克保人类和平。
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下,准备奋勇护国。
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放毒翟唤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1938年,南京、上海沦陷,中佛会负责人圆瑛法师等未及时西迁。为粉碎日本利用沦陷区佛教会惑乱视听的阴谋,他与章嘉活佛在重庆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宣布废止沦陷在京沪的中国佛教会机构,断绝与各沦陷区佛教会的关系,捍卫了战时佛教会的纯洁性。
太虚法师把佛教理念和抗战纲领联系起来,先后作《降魔救世与抗战救国》、《佛教徒如何雪耻》等多次公开讲演,说明遮止罪恶是佛法慈悲普济精神的积极体现,二者相辅相成,绝无违悖:“中国为国家民族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立为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故显扬佛法,不惟非降低抗战精神,而是促进增高抗战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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