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耳提面命,开导学人,本来出自经论,流自肺腑,不离因果,不涉虚文。应折伏的,禅宿儒魁,或遭呵斥,就是达官显宦,绝无宽容。应摄受的,后生末学,没有拒绝,纵然是农夫仆妇,也给与优容。一种平常心怀,三根普利,情没有厚薄,只讲道理。只是想到衰乱的时代,世风日下,不提倡因果报应,不能够挽回颓风而正人心。人的根性陋劣,不实行信愿念佛,决不能了脱生死而出轮回。所以不分贵贱贤愚,男女老幼,凡是有来请教的,必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实事实理,谆谆启迪,令人深生憬悟,作为立人处世的根基。进一步用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往生西方净土的坦途要道,教人切实奉行,作为超凡入圣的捷径。虽然深通宗教,但从不谈玄说妙,必定使人人都知道而且能实行,听到的人都能当下受益,这就是莲池大师评论辩融老人的话:“这老人可敬处,正是在这里了。”因为大师平实无奇,言行合一,所以真修实践的人士,都乐意亲近,致使来请教问道的,也多得难以胜数。并且大师以法为重,以道为尊,名闻利养,不放在心上。民国十一年(大师六十二岁)定海县的知事陶在东,会稽道的道尹黄涵之,汇集大师的道行,呈请徐大总统,题写“悟彻圆明”匾额一方,送到普陀山,香花供养,盛极一时。信众欣喜,大师却好像不知道。有人询问,大师回答“虚空楼阁,没有实德,惭愧不已,荣从哪里来”等语。当今世道都是争相浮夸,而淡泊如大师的,实在可以挽既倒的狂澜,作中流的砥柱,或信道的或俗家的,获益良多。
大师节俭自己,厚待别人。凡是善信男女,供养香敬,全都代人广种福田,用于流通经籍,与救济饥贫,只是权衡轻重,急需要的,就先措施。如民国十五年(大师六十六岁)长安被困,解围后,就把印文钞的钱款,急拨三千圆,托人快速寄去振济。凡是听到哪里被灾告急,必定尽力提倡捐助,以期救援。民国二十四年(大师七十五岁)陕省大旱,得到王幼农居士的来信告知,就取存折,叫人快速寄一千圆帮助急振。寄去后,叫德森查帐,折中剩余的,仅有一百多圆了。而报国寺一切需用,全靠这些钱维持,也不介意。民国二十五年(大师七十六岁)应邀到上海护国息灾法会说法时,听说绥远灾情严重,就对众发表,把当时一千多人归依求戒等香敬,共计银洋二千九百多圆,全部捐去,再拨自己原本存有印书的款一千圆作为倡导。后来回到苏州,众人在车站迎接,请大师上灵岩寺一观近年景象。大师还急忙往报国寺,取存折汇款后,然后才伴众人登山。大师的导众救灾,感同身受的深心,都是如此。魏梅荪、王幼农等居士,在南京三汊河,发起创办法云寺放生念佛道场,请大师参加,并且订定寺规。接着由任心白居士,商请上海的冯梦华、王一亭、姚文敷、关絅之、黄涵之等大居士,在其中开办佛教慈幼院,全都是仰仗大师的德望,启人信仰,而得成就。而且对慈幼院的教养赤贫子弟,大师更是极力助成。其中的经费,由大师劝募,以及自己捐助的,为数很大。就是上海市佛教会所办的慈幼院,大师也极力赞勷。至于法施,就是自己印送安士全书以来,以及创办弘化社,二十多年,所印各种书,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也在百万多帧,法化的弘大,也是影响中外。综观大师的一言一行,无非是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使贤才辈出,福国利民。而他的自奉,只是充饥就可以了,不求适合口味。衣服能御寒就可以了,厌弃美丽。有供养珍美衣食,不是推却而不接受,就是转送他人。如果是普通物品,就让人持交库房,使大众共享,决不自用。这虽是细行,也足够成为末世佛子的楷模了啊。
大师的维护法门,功难思议。其中最重要的,如前次欧战时,政府有迁移德侨驻到普陀山的打算。大师恐怕这样有碍大众清修,特意写信嘱咐陈锡周居士,转托重要人物疏通,那事应该避免了。民国十一年(大师六十二岁)江苏义务教育期成会会长等,呈请省府借寺庙作校舍。定海知事陶在东,写信请大师挽救。大师就写信请王幼农、魏梅荪二居士想办法,并派妙莲和尚奔走,于是得到当局的明令保护。民国十六年(大师六十七岁)政局刚变更,寺产毫无保障,几乎伏藏灭教的祸,而普陀山首当其冲。由于大师舍命力争,才得到苟延残喘。还有某君长内政,数次提起庙产兴学的倡议,竟然导致全国的信众,惊惶无措。幸好大师与谛老在上海,能汇集热心护法居士们的计议,先疏通某君,然后派代表请愿,那倡议就没有实行。直到某君要退休,又颁布驱僧夺产的条例,期望依次第剥夺,达到灭教的目的。幸亏条例公布,某君就交卸权力,赵次陇部长接任,大师特别写信去设法,于是无形取销,接着嘱咐焦易堂居士等鼎力斡旋,才将条例修正,僧侣能够暂时安稳。民国二十二三年(大师七十三四岁)安徽阜阳古刹资福寺,唐朝尉迟敬德建造供奉的三佛存留,全寺被学校占据。山西五台碧山寺广济茅篷,横遭厄运。两件事都涉及打官司,当权的人偏听一面之辞,二座寺几乎废灭。于是各自得到大师的一封信,忽然扭转视听。广济寺因此立定真正十方,永远安心办道的基础。资福寺也从此保全,渐渐中兴。民国二十四年(大师七十五岁)全国教育会议,某教育厅长提议全国寺产作教育基金,全国寺庙改为学校。会议决定后,呈请内政部、大学院备案,报端揭露,大家震惊。当时由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以及常务理事大悲明道等法师,关黄屈等居士们,共同到报国寺叩关请示。大师用卫教相勉,以及指示办法。然后返回上海开会,选举代表,入京城请愿。靠着大师的光照,教难就解除了。江西庙产,从民国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大师七十六岁)四年之内,发生了三次大风波,几乎有灭尽无遗的趋势。虽然由德森多年呼吁,力竭声嘶,中国佛教会,也多次设法,最终得到大师的慈光加被,感动大护法们,群起营救,一一达到美满结果,仍保安全。这是其中比较大的,其他小节,在一封信或几句话之下,消除劫难,解除祸胎,那是随时随处,都有发生,不胜枚举。不是大师的道德,能够上感龙天,下服群情,怎么能如此?
大师的无缘慈悲,教化涉及到囹圄,以及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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