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建福教授：关注现实的佛学研究——评楼宇烈《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

吕建福

《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是楼宇烈先生的佛学文集，收集了楼先生近二十年来的主要佛学论文，内容相当广泛，涉及佛教历史、义理、修证法门、社会功能、现实价值等许多方面。感谢宁波宝庆禅寺朗宇法师的弘法愿心，也感谢道坚法师、圣凯法师和黄夏年先生的辛勤组织，让我们能读到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近数十年大陆佛学研究重要成就的“中国佛教学者文集”，让我们不费搜寻之功便能分享许多着名佛学者的学术思想精要。

楼宇烈先生的这本文集确实汇聚了他数十年佛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可以说是他佛学研究思想的菁华。全书收集了楼先生的24篇论文，许多是应学术会议或编集专题文集之约而写，楼先生认为“只是个人对某一问题的一时理解和心得，写出发表后也就过时了，完成了它的使命了。”故“一直不太愿意把已发表的文章集结成册出版”(《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前言》)，这是他的自谦之词。实则楼先生的这本文集，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之作，见地精辟；又有深入细致的微观研究，发人所未发。尤其是其所关注的领域：不管是对现实人生的关注还是对佛教前途的关注，都可见楼先生佛学研究之意趣所在。

就宏观研究而言，发表于1986年《世界宗教研究》的《佛学与中国近代哲学》，是较早总结佛学与中国近代哲学之因缘关系的原创性研究。在当时的中国哲学界，对中国近代哲学的研究，有关西方思想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影响，是普通的关注点，而佛学与中国近代哲学的因缘关系，则鲜有论及，或略涉及却很少深入。从梁启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的观点来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缺失。楼先生以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严密的说理分析，论证了佛学在近代中国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由于楼先生的这项研究，后来的中国近代哲学研究乃至中国近代社会思想的研究，都再不能只重视西学而忽视佛学的影响了。事实上，后来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不管是近代哲学还是近代思想史及近现代佛教的研究，大多不能脱离楼先生这篇文章的影响，学术界对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也愈来愈重视，研究也愈渐深入了。

《中国近代佛学的振兴者——杨文会》(原载日本《东洋学术研究》1986年)，《中国近现代佛教的融和精神及其特点》(《1991年佛学研究论文集》，台湾)也是两篇关于中国近代佛教的原创性研究。前者可以说是由点及面、由深入细地对中国近代佛学之复兴进行宏观总结，后篇则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全面扼要地概括了中国近现代佛教的某些基本特点。中国近代佛教研究，是近十几年来佛学研究领域的热点。做为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之源头的杨仁山居士，佛教学术界对其的研究及重视程度至今仍嫌不足，楼宇烈先生则早在1986年即发人之未发，对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起始进行了细致考证，尤其对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整理刊印佛典的刻经事业以及兴办佛学研究会和佛教学堂“祗洹精舍”等讲学以培育人才的佛教教育事业，包括杨仁山本人学术思想的主要方面，以大量具体的史料作了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论证说明了杨仁山对当时文化界、学术界、思想界相当大的影响。楼先生的这项研究，可以说是对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归依文会”之断语的具体阐释，同时也是《佛学与中国近代哲学》一文的一个详细注脚。《中国近现代佛教的融和精神及其特点》一文则综合近代着名佛学者、儒学者，包括杨仁山、太虚法师，欧阳竟无、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各家思想，分析了中国近现代佛教的“融和”现象，不仅有佛学理论研究上的融和，也有佛教实践上的融和；不仅有佛教内部宗派间的融和，也有佛学与外学的融和；不仅有传统佛儒(以及道家思想)的融和，也有佛学与西洋哲学乃至近代科学的融和，并将诸多方面的融和以佛法本位的立场归结为“出世法与人世法的融和”并导向近现代佛教的重要实践：“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的开展。楼先生写到：

在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发展进程中，佛教与一般世学，特别是近现代的哲学人文科

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融和，以及这种融和在实践上的具体体现，“人生佛

教”或“人间佛教”的创导与发扬，更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中国佛教与人文精

神》，204页)

楼先生指出，中国近代佛教所表现出来的融和精神，以及“人间佛教”的实践方向，与基督教适应现代社会而从“由以神学化为特征的中世纪宗教，向以人文伦理化为特征的现代宗教的转化”具有共同的规律，“同样是朝着为使佛教向以人文伦理化为特征的现代宗教转化而努力的，也是与世界一般宗教转化的规律相符合的。”(206页)由此可见，楼先生是在世界宗教面对近现代社会的适应和发展的大视野中来认识中国佛教在近代出现的“人间佛教”思潮及实践的，也可以说，“人间佛教”理论及其实践，既是佛法自身“融和”精神、世出世法统一的必然，也是世界一般宗教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而“转化”的必然。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面向科学时代的现代工商社会，只有向关注现实人间、重视人文伦理转化，才能适应现代人的实际生活和心理状态，在现实社会中发挥其教化人心、净化世间的作用。由此也不难理解，楼先生的文集取名为《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的意义了，从中更可见楼先生从事佛学研究的意趣所在。

一般来说，传统佛学研究领域大多在历史、人物、宗教或经典义理的研究，以佛学研究而关注佛教现状、佛教发展乃至以佛教文化而关注现实社会及文化状态的研究在佛学界不占主要地位、较少被重视。只是近十几年来，随着一批年轻佛学研究者的成长，关注现实领域的佛学研究渐渐多了起来，这方面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一种倾向。楼先生作为前辈知名佛教学者，是较早具有关切现实之研究意趣的，这在那个时期并不多见。当时的佛学研究大多集中在佛教史的考证或经典义理的研究上，楼先生则出于他的人文情怀，在他的近代佛教研究中体现出一种关注佛教发展、关切社会思想状态的意蕴而有别于一般研究者。

1990年楼先生参加佛光山国际佛教学术会议撰写的《佛教与现代人的精神修养》更集中体现了楼先生的这一研究趣向。在这篇论文中，他将高科技时代人类自身和外在环境的许多困扰归咎于现代人精神上的“自我失落”，而疗治现代人这一精神疾患的方法在于“治心”：

人类如果不能从节制自己的欲望追求入手，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潜伏着的、未

来的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人类生存环境的根源，同时也是不可能真正解决当今世界

人类生存环境危机的。(165页)

就此而言“治心比之于单纯的治物，应当说具有更重要和更根本的意义。”而佛教则是“治心”之教，并且不同于仰赖外力、心理安慰的一般宗教，而是根植于自性自觉、自性自度的“觉的宗教”。这种“觉”，以佛法来看，是人性彻底的自觉，“觉悟本心”、“明心见性”；以社会文化来看，则可以说是一种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中对“自我”的认识。楼先生的阐释是： ，

只有以平等心去认识自我，认识众生，认识万法，才能泯灭分别心，破除执着见，

克服自我与他我、个体与群体、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分离和对立，而融自我于他我、群体

之中，得自我之大解脱。佛教精神是很符合现代人精神需要的。(172页)

《在禅的生命、禅的正受——谈耕云先生{安祥集)》一文中，楼先生更向大家推荐了认识自我、获得禅的生命和正受的具体法门，即台湾耕云先生倡导的“安祥禅”。楼先生认为“安祥禅以方便之法门达究竟之理地，最为契合现代社会广大在家居士的根机”(174页)。在这里，楼先生似已跨越一般学术研究的领域，几乎成为佛法的弘扬者了。他引用耕云之语：

尽管自然科学飞跃进步，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但物质的满足，永远填补不了人们

心头的空虚；尽管知识爆炸，科技起飞，但学术并没有提升人类的品质。”(耕云，《禅

的认知与修学》)

中国古代“学为己也”的治学思想，到了近代渐为人遗忘，耕云先生所谓“学术并没有提升人类的品质”也是近代之事。而真正的学问必定是关切人生、关注现实、乃至能引导社会、领文化思想之先的。楼先生作为一个研究佛教思想、文化、历史的佛学者，而有关注现实的研究趣向，可以说是得学术之真趣的。一个真正的学问大家，必定有着关切现实人生的情怀。传统文人与近世一般专家学者之一大不同，正在于文人是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具有社会理想、关注国计民生的“知识分子”，其治学，也抱着“文以载道”、“修齐治平”的理念。我们殷切希望这一学术传统在佛教学术领域得以继续，让我们看到更多关切现实、关怀社会，对佛教的未来发展乃至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指导价值的佛教学术研究。

(《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30．9万宇，楼宇烈着，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本文作者吕建福系金陵刻经处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