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今世有着嗔怒习气的人，前世（业力），也有着嗔怒的习气。嗔怒，是一种极为强烈的无明情绪；有嗔怒习性的人，就像胸中有一股无明怒火，随时都准备要发泄，而导致这嗔怒脾气的，是由“业力”（前世）和“习气”或“个性”相互招感所致，当“因”“缘”具足，由嗔怒造成的恶报，就加速形成了。

难移的习性

嗔怒，是一种极为强烈的情绪，有嗔怒习性的人，就像胸中有一股怒火，随时都准备要爆发。

有一个中年男子，耳朵重听，且有严重的耳鸣，他深受耳疾的痛苦，已经有十五年之久了，也就是大概刚三十出头，他就深受耳疾的困扰，可以想像，重听和耳鸣，虽然不是一种多么严重的病症，但重听会严重的阻碍他和别人的沟通，让他无法轻易的随时听闻他想听的，耳鸣，会严重的干扰他自己的情绪，让他随时都无法躲避他不想听闻的声音！

对一个正逢青壮年，事业刚待起步，美好人生正展现在前的人来说，罹患这么一种不大不小，却足以令他颓丧与沮丧的病，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而巧合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病症，一种是想听听不到，一种是不想听却又不得不听，两种性质迥异的病象，却巧合的同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出现。

这位中年男子，是一个脾气甚大的人，他的胸中好像有一座嗔怒的火山，随时都准备要爆发，而导致这种嗔怒脾气的，不是由于疾病的困扰，而是“习气”！

“这个今世有着嗔怒习气的人，前世，同样也有着嗔怒的习气。

在前世，他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但脾气极大，颇难侍候，动不动就打人耳光，不止家里的佣人动则遭殃，在外，也仗着财粗势大，动不动就打人耳光，因此，在一生中，不知打了多少人的耳光，但除此打人耳光的“嗜好”外，心地并不坏，也颇孝顺。

这样一个前世喜打人耳光，今生罹患耳疾的病症，颇符合因果律的回向性和同质性。

但这个例子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个中年男子之所以罹患不算轻的耳疾，与其说完全是由“业力”的作用，不如说是由“业力”和“习气”或“个性”相互招感所致，因为这个男子，前世由于嗔怒的习气，常打人耳光，当造下这样的业“因”后，今世由于嗔怒习气未改这个“缘”，当“因”“缘”具足，耳疾的“果报”，就加速成形了。

因此，可以说，如果这个男子，今生能够稍改嗔怒的脾气，那么，耳疾的程度当可减轻，或做某种程度的转化。

但如果以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男子在前世因有那么强烈的嗔怒习气，当这么强烈的习气“遗传”到今世来时，也就不是那么轻易的就可改善了，因此，以这个角度来看，今生之所以会得这么严重的耳疾，也是有着某种的“必然”性！

一个人的“命运”也是这样，因为命运的形成，是由于过去的“业力”和今世的“个性”，交织而成。

很多命运（或业力）上“注定”要发生的事，常常是藉着个性里的一些特质而显现，好的命运，常藉着良好的个性特质而显现，不好的命运，常藉着不良的个性特质而显现。

因此，与其说，个性造就一个人的命运，不如说，命运藉着个性的特质，而显现出它欲显现的面貌。

业力也是一样，业力要显现出来，往往需要“缘”的桥梁，而我们个性里的某些特质，往往是业力显现的最好桥梁和媒介，也就是说，我们的个性特质，提供了业力成熟最好的环境和条件，是业力最好的“助缘”！

所以说，我们的个性，不只在宿世以来，制造了不同的业力因缘，也为业力的成熟（或命运的形成）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就像前述的中年男子，因为在前世有着那样嗔怒的习气，以致造了打人耳光的“业力”，又因为他今世依然强烈的嗔怒习气，所以这样强烈的嗔怒习气，就为他前世所造的“业力”，提供了最佳的成熟条件和“助缘”，所以自然有了得严重耳疾的“命运”！

当然，不止我们的个性和习气，会从今生“遗传”到来生去，就是我们今生的兴趣嗜好、才华、人格特质等，也会随着今生发展培养的程度而带到来生去！

而这种兴趣嗜好、才华、人格特质等等不同的显现，在小孩子身上尤其明显，但传统的主流派学者却认为，在一个人身上所显现的一切，不管是人格特质，兴趣嗜好等，都完全的可以用“基因”和“环境”的影响来解释。

“基因理论”对习性的解释

基因学者告诉我们，一个人所显现的某种独特的特质，纵使在家庭中没有其他人有相同的性质或倾向，但仍可把这种独特的特质，解释为是我们极远的、或甚至“想都想不出来”的祖先的“基因”所遗传的！

因此，以这种基因理论来看，我们每个人所显现的某种独特的特质，都决定于孕育我们的受精卵，而受精卵却是由精子和卵子的染色体“随机配对”而成的，由此类推，我们的父母所具有的染色体，也是由他们各自的父母在受孕时（或受孕前），其精子和卵子的染色体“随机配对”而来的！

所以，依照此种理论，一个人所具有的“独特性”，是由父母的染色体的“随机配对”所造成的，而父母的独特性和染色体，也是由他们各自的父母的染色体“随机配对”而成的，以此可以类推至无穷远的世代。

所以，一个人之所以有“独特性”，按照基因理论，那完全是一种“机运”(Chance)，一种“基因重新洗牌的机运”(Thechance shuffling of genes)，就好像牌局上，重新洗牌后，我们手上所分配到的一组牌！

基因理论，确实精密有条理，但当任何一个“被洗牌洗出来”且有着“独特性”的个人，当在思索这个问题时，恐怕在理解中还会带点“惘然”吧！

“环境理论”对习性的解释

另一种主流派学者用以解释人的独特性，或人格塑成的影响因素的就是“环境”，长久以来，不管是“精神分析”或“行为主义理论”的拥护者，尽管彼此在理论上有严重的冲突或歧异，但他们都一致同意，在一个人出生的前几年里，所受到的外在环境影响，将会对一个人的人格塑成或以后的一生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就像发展心理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他们认为，每一阶段的发展，都将影响次一阶段的发展，而在人生中，最重要的“定形”阶段，大约在三岁左右就已发展完成，最迟也不会超过六岁，也就是说，大约在三至六岁时，一个人的“独特性”，包括气质、体质、智慧等就大致发展塑造完成，往后，只是小幅度的变动或修正而已。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令发展心理学者极为震惊的是，尽管他们已经将人的“定形期”，远远的往前推至出生后的几周或几天内所受的影响，但仍不足以解释每个人所具有的“独特性”，因为他们发现，即使在刚出生的婴儿身上，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行为模式，而他们却无法解释这些不同行为模式出现的缘由，所以只好再往前推进，甚至现时已将重点放在婴儿在母体时所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和婴儿出生后行为模式间的关联性的研究！

发展心理学的这种进展是必然的，代表研究方向的正确，但往后的“阻碍”也是必然的，因为只在“今生”上做研究，“今生”就是最大的阻碍！

同样，以基因理论来解释人的所有特质的来源，是极尽物质科学研究的极至，但基因理论就好像一个盾牌，把人类所有可以解释和所有无法解释的一切行为，都推向盾牌的背后，那就是基因理论的基础—“基因重新洗牌”的“假设”理论上，但我们却不禁要问，是“谁”在让基因重新洗牌的，或决定基因要洗成什么牌的那只“手”究竟是什么？

当然，以前世今生的习性遗传，来解释每个人不同于父母或祖先的“独特性”，并不是要用以否定“基因理论”或“环境理论”的一无是处，因为基因或环境理论，在解释人的行为上，仍有着不可否认与抹煞的“现实”优势。

而我们以前世今生的习性遗传，来解释一些此两种理论难以解释，或无法解释的行为或现象，正好是对此两种理论的一种“超现实”的补充，而不是欲对上述两种理论的完全否定或代替！

难以解释的“天份”

在许多小孩子身上，尤其可以看到一些难以解释的才华或特质，而此种似乎“天生”的才华或特质，如果以“现实”的基因或环境理论来解释，是极为牵强或丝毫不通的，因为从这个小孩子的家人或环境方面来看，都难以找到足以造成此种才华或特质的影响因素，但如果以“超现实”的前世今生来看，就可轻而易举的理解了！

一些杰出伟大的音乐家，如巴哈、莫札特、贝多芬等，对于他们杰出的才华，不需以“前世今生”来解释就可理解，因为他们的父亲都是音乐家，“基因”与“环境”加努力的现实解释，就足以让他们展露出伟大的才华了。

但也有一些伟大的音乐家，是无法以基因和环境来解释的，像德布札克的父亲是个屠夫，孟德尔颂的父亲是个银行业者，至于韩德尔的父亲则是一个理发匠，上述的音乐家不只先天的基因不足，而且后天的环境也失调，能够让他们出人头地的，光是“努力”一项，实难以解释他们的成就。

其中，尤其是韩德尔，更具有启示性，因为韩德尔的父亲，不只没有音乐细胞，而且当韩德尔在儿童时期显露出他在音乐方面的才华和兴趣时，不只没有加以启迪，反而百般加以阻挠，至于韩德尔的母亲，虽然没有反对，但也没有给予太多的协助，韩德尔身在这么恶劣的启蒙时期，以后还能成其“伟大”者，其非“天份”，又能如何解释呢？

而“天份”者，不在今生，是在前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