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法名唯心，字太虚，号昧庵，俗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公元1890年1月8日），圆寂于公元1947年，原籍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生于浙江海宁，近代著名高僧。1904年，太虚大师十六岁去苏州小九华寺礼士达上人为师，师为取法名唯心。是年九、十月间，士达上人携大师往镇海拜见师祖奘年和尚，和尚为取法号太虚。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

　　宣统元年（1909），随寄禅和尚参加江苏省僧教育会，并在南京从杨文会居士学《楞严经》，后又就苏曼殊学英文。三年赴广州弘扬佛法，被推为白云山双溪寺住持。

　　民国元年（1912），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太虚从广州返南京创立中国佛教会，第二年并入以寄禅和尚为会长的中华佛教总会，太虚被选任《佛教月刊》总编辑。不久，寄禅和尚逝世，太虚在其追悼会上提出进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口号。撰文倡导“佛教复兴运动”和改革旧的僧团制度。由于他的“佛教革命”言行，受到一些守旧派的反对，乃辞去月刊总编职务，转入普陀山闭关潜修佛学。闭关两年间，深研佛学法相唯识诸宗经论，旁及中、西哲学诸论著，法学精进，深有所得。民国五年出关后，即赴台湾、日本考察佛教，进行讲学。

　　民国七年（1918）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与陈元白、章太炎、王一亭诸名士创设“觉社”，主编《觉社丛书》。翌年改《觉社丛书》为《海潮音》月刊。月刊持办30多年，从未中辍，成为中国持办时间最长，普及影响最广的佛教刊物。

　　民国十一年（1923），太虚受聘任湖南大沩山寺住持，随后于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招收缁素佛教青年入院修习佛学，培育一批德学兼备的僧伽人才。十二年夏，往庐山大林寺住持暑期佛学讲习班，并发起筹办世界佛教联合会。翌年夏，佛教世联会正式成立，太虚被选为首任会长。十四年往山西朝礼五台山，应山西都督、省长阎锡山之请，在太原宣讲佛学。同年10月，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并考察日本佛教。自日本回国后，又应邀前往新加坡弘法。

　　民国十六年（1927），南普陀寺首届方丈会泉法师任期届满，极力推荐太虚继任方丈和闽南佛学院院长，当即推举转逢和尚为代表，往上海敦聘太虚来厦就任。是年5月，太虚应聘来南普陀寺就职。由于他经常外出弘法，议定请转逢和尚都监，在他外出时代为掌理寺务和学院事务。十七年，太虚往南京讲学，并筹备创设中国佛学会。是年秋，会泉法师鼓励并资助太虚出国考察讲学，遍历英、德、法、荷、比、美诸国，宣讲佛学。并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设世界佛学苑，开中国僧人跨越欧美弘传佛教之先河。

　　民国十八年（1929），太虚游历欧美各国归来后，即来厦亲自主持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事务，并倡议组织思明（厦门）佛教会。在厦期间，积极推行佛教僧制改革，宣扬《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以倡导“对三宝之诚信产生僧格；以六度之修学养成僧格”。嗣又通过佛教会的组织力量，对厦门一些规戒废弛的寺岩进行整顿。同时又对闽南佛学院的学制和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增设研究生部，分立专修科系，由研究生员自由选修。还亲自为学僧讲学，要求学僧要“学行”双修，讲论《僧教育要建立在律仪之上》。并先后开讲《佛学之宗旨与目的》、《学僧佛学纲要》，又以《现代僧教育之危亡与佛教之前途》为题，极力反对士大夫经院式的法师传法的僧教育方式。鼓励学僧要以振兴佛教、昌明佛法为己任，养成刻苦耐劳的体魄和清苦淡泊的志愿，为兴教献身而勇猛精进。闽院经太虚的亲自教诲和整顿，院风院貌焕然一新，进而使学院成为全国一流的典型的佛教高等学府，蜚声中外，造就一批德才兼备的名僧大德。闽院毕业的学僧，遍布海内外，有的从事佛学研究，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大法师，有的住持名山巨刹，成为振兴佛教的栋才，如竺摩大师等。至今还有些住持丛林禅院的高僧，犹是当年受太虚亲自教诲的学僧。

　　太虚在厦门，还经常应各界的邀请，到处讲学，如多次应邀赴厦门大学演讲，主题有《佛学在今后人世的意义》、《世界亚、欧、美佛教之鸟瞰》；为厦大心理学会讲《梦境》，为哲学系师生讲述《法相唯识学概论》等。此外，还为双十中学开讲《民国与佛教》；应鼓浪屿武荣中学之请讲述《释迦牟尼的教育》；于中华中学讲《欧、美佛教概况》；为厦门青年会开讲《新青年与救国之道德》；还在蔡吉堂居士的涌莲精舍，多次开讲《唯识十三论》等经学论著。

　　民国二十二年（1933），太虚连任南普陀寺两届方丈（兼院长）任满，引退返沪，但仍与厦门佛教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二十四年再度卓锡厦门讲学，在佛学会和闽南佛学院，开示论题为《佛学会与实现佛化》、《佛化与现代中国》和《法师与学僧应如何爱护学院》等。鼓励佛学会众会员，要把研究佛学与实现佛化人间的行为结合起来，为振兴佛教做贡献。谆谆教诲学院师生，要爱国爱教，树立为国家为佛教的兴亡而献身的精神。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太虚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吁全国佛教徒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并首先发表《电告日本佛教徒书》，要求日本佛教徒以佛教“和平止杀”的精神，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同时又通电全国佛教徒，播讲《佛教与护国》的论述，动员组织“佛教青年护国团”，积极参加救护工作、宣传工作以至地下斗争工作。并响应“航空救国”和“伤兵之友”等抗日爱国活动，募资捐款支援前线。二十八年，发起组织佛教“国际访问团”，远赴缅甸、印度、锡兰以及星、马各地，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各地华侨、华人和广大佛教徒、佛教团体，积极支援祖国抗战。三十二年，与于斌、冯玉祥、白崇禧等著名将领和宗教界首要人物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呼吁全国各宗教团体和全体宗教徒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因其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元旦，国民政府授予他宗教领袖胜利勋章。

　　太虚为现代中国佛教爱国、爱教的僧伽楷模，他不仅为爱国护教做出重大的贡献，而且对培育僧才，整顿僧制更不遗余力。太虚一生创办或主办的僧教育学院有：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世界佛学苑、重庆汉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北京佛教研究院。创办佛教刊物有《海潮音》月刊和《觉群周报》等。组织佛教团体有世界佛教联谊会、中国佛教会、中国佛学会、中国宗教联谊会、世界素食同志会等等。抗战胜利后，受任为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等职。主要著作有《整理僧伽制度论》、《释新僧》、《新的唯识论》、《法理唯识学》和《真现实论》等等。后由其门下弟子编辑《太虚大师全书》行世。

　　民国三十六年（1947）3月17日，太虚于上海玉佛寺圆寂，荼毗后得舍利子300余颗。厦门分得舍利多颗，三十七年由其皈依弟子蔡吉堂、许宣平、虞愚等为建舍利塔于虎园路半山堂。1984年迁建于南普陀寺后五老峰山顶太虚台上。太虚台前亭后塔，亭中立一石碑，高约2米，上镌当代画家丰子恺为太虚大师造像。造像法相庄严安详，神态栩栩如生。像下有书法大家虞愚题铭，铭志大师住世大德。

　　另外根据《佛光大辞典》记载：太虚大师为建立人生佛教，促使佛教世界化。并派遣学僧分赴西藏、印度、锡兰等地留学，以从事巴利文、梵文、藏文之研究。其造就培养之人材甚多，有法舫、法尊、芝峰、大醒、大勇等人。

　　其中以芝峯法师，法舫法师，大醒法师，法尊法师。此四位法师世称“太虚大师座下四大金刚”

　　大师对于佛教改革的主张和实践是多方面的，而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

　　这就是他在《志行之自述》中所归纳的：“志在整兴佛教僧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对此，他自述说：“斯志斯行，余盖决定于民四（1915年）之冬，而迄今（民十三，1924年）持之弗渝者也。”再进一步讲，此“志行之所在”，也是他“将奉之以尽此一报身，而为长劫修菩萨道之资粮者。”所以，从这两方面入手来探讨太虚大师对中国近代佛教发展的构想与贡献，无疑是最为恰当的。所谓整兴佛教僧会，就是要从出家的主持僧（僧伽集团）和在家的居士正信会两方面来整顿和振兴佛教。大师认为，在家信众和出家僧众是相辅相行的，佛教的振兴必须落实到正信的俗世士女，才是圆满。所以，他积极支持和协助各地信众组织成立佛教正信会，为广大信众讲经说法。他主张以五戒十善作为在家信众的根本，培养善美的人伦道德，改善社会风尚。不过，与此相比，整顿僧伽制度显得更为重要和根本，因为僧伽是“住持三宝之本”。早在1913年，大师在寄禅和尚的追悼会上，针对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弊，就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这里，教理革命的中心是要革除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积极倡导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去改善国家社会。教制革命的中心是要改革僧众的生活、组织制度，建立起适应时代需要的住持僧团。教产革命的中心是要变按法派继承寺庙遗产的旧规为十方僧众公有制，并作为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伽，兴办佛教事业之用。

　　在这三大革命之中，大师又认为以“教制革命”为根本。因为，只有培养出合格的僧伽，建立起严格的组织制度，“教理”和“教产”的革命才有可靠的保证。所以，他在以后的实践中主要是从兴办僧伽佛学院，培养新的僧伽人材着手。由大师亲手创立、主持或讲过学的佛学院有：“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等。当时，在大师僧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下，还创办了许多佛学院。这些佛学院为中国近代培养一大批、好几代优秀的佛教弘法人材，其流泽惠及于今。

　　所谓“瑜伽菩萨戒本”，是指从玄奘译《瑜伽师地论》“本地分菩萨地·初持瑜伽处戒品”中节录出的《菩萨戒本》。太虚大师认为，佛教统摄于教、理、行、果，而其要则在于行。行有无数量，而其本则在于戒。戒有种种，而其归则在于菩萨戒。大师之所以要以“瑜伽菩萨戒本”所示之菩萨戒为归，这是因为他认为，此戒以“饶益有情，专以舍己利他为事”，而这正是“菩萨之入俗，佛陀之应世”的根本宗旨。由此，他强调指出：“必能践行此菩萨戒，乃足以整兴佛教之僧会”

　　反之，又“必整兴佛教之僧会，此菩萨戒之精神乃实现。”（《志行之自述》）基于以上对于佛教根本精神的认识，太虚大师指出，近代佛教应当朝着建设“人生佛教”的方向发展。他在1928年发表的《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一文中，从四个方面具体地阐发了建设人生佛教的问题。他认为，由于时代的发展，中国从前儒化文化地位，必将为提取了“中国民族五千年文化及现代世界科学文化的精华”所建设起来的新文化取而代之。因此，第一，“佛教亦当如此，而连接以大乘十信位的菩萨行，而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第二，“以大乘的人生佛教精神，整理原来的寺僧，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僧伽制”。第三，“宣传大乘的人生佛教以吸收新的信佛民众，及开化旧的信佛民众，团结组织起来，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信众制”。第四，“昌明大乘的人生佛教于中国的全民众，使农工商学军政教艺各群众皆融洽于佛教的十善化，养成中华国族为十善文化的国俗，扩充至全人世成为十善文化的人世”。这是太虚大师构想的一幅“人生佛教”的理想蓝图，虽说后来这些理想并未能实现，大师晚年还写了《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一文来总结过其中的教训。但是，大师所指出的佛教改革的总方向和他的实践精神，至今仍在激励着中国的广大佛教僧伽和信众去为之奋斗。

　　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的根本宗旨是在于：以大乘佛教“舍己利人”、“饶益有情”的精神去改进社会和人类，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他尝说：“末法期佛教之主潮，必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因此，他提出了“即人成佛”、“人圆佛即成”等口号，以鼓励僧众和信众从现实人生出发，由自身当下做起。这也就是说，成佛就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就在人的日常道德行为中。否则，人格尚亏，菩萨的地位便无处安置，更谈不上佛陀果成了。太虚大师有一首自述偈充分说说明了人生佛教的这一特征，偈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本书选入的《真现实论》是大师为揭示佛教为一面向现实的宗教所做的理论论证，也是他建设人生佛教的理论基础。

　　太虚大师一生可书之行实极多，这里仅就一个方面做了一些简要的介绍。大师学识广博、思想深邃，他兼通内学外学、旧学新学，融会唯识中观、法性法相，在佛学和世学理论上，都提出了不少精深的见解。大师著述等身，今已由其弟子印顺法师等汇编成《太虚大师全书》，甚便研究。